一门三杰，父亲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儿子是留美博士后，小儿子是留俄硕士，正准备攻读博士，却因为不小心食用野外采摘的毒蘑菇，父亲和小儿子丧命，大儿子深度中毒，静养两年才恢复工作。2002年8月发生在宁波的“毒蘑菇”事件过去快两年了，日前再起波澜，事件的幸存者黄海宁博士和他的母亲，将当初抢救他们的宁波市李惠利医院告上了法庭，认为医院违反诊疗规范、延误治疗，造成他们家破人亡。

　　是医院不负责，延误治疗、严重失职，还是黄博士一家不了解医院规章、恩将仇报。从昨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在宁波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原被告双方针对“毒蘑菇”展开了一天的辩论。

    心酸 事件回放

　　顺着当事人对案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毒蘑菇”事件的大概。2002年8月，初为人父的黄海宁为出生在宁波的女儿过生日，黄海宁的父母和兄弟特地从长沙和俄罗斯圣

彼得堡赶到宁波。8月15日一大早，父母和弟弟到天童森林公园游玩，回家路上，他们在一棵大松树下采了一袋野蘑菇。晚上，一碗可口的蘑菇汤被黄家父子全部吃光。一个小时后，黄家父子三人相继出现中毒症状。17日1时，黄海宁的弟弟、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建筑学院攻读博士的黄海帆离开了人世；17时50分，黄海宁的爸爸、中南大学教授、国内知名博士生导师黄赛超也离开了人世；黄海宁有幸活了下来。

　　在家静养了近两年后，黄海宁今年2月赴美，继续被耽搁的科研工作。出国前，黄海宁向法院提交了“蘑菇中毒事件始末”的有关文书，“风华正茂的弟弟先走了，接着正处于事业辉煌期父亲也没了，可母亲一滴眼泪也不敢掉，推着他们的尸体，看着他们变成灰，再抱着他们的骨灰悄悄回家，把骨灰藏好——因为还有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我。”

    激烈  法庭辩论  　　

　　一方是宁波最好的医院，另一方则是高知家庭，当事人双方都聘请了阵容极强的律师阵容。而由于医疗官司的特殊性，本案还请了两名陪审员，两位来自医疗界的专家。

　　庭审前，本案的原被告已经进行了证据交换。上午8点半，一开庭，充满火药味的证据质证就开始了，双方针对病人的就诊时间、病历是否被篡改、为何不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院是否按照医院管理规章、采取适当的诊疗方案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如果不是法官有效的控制，庭审可能将演化为一场辩论赛。”一位旁听者如此评价。

　　“为了掩盖错误，医院采用了篡改和编造病历等手段。”原告的辩护律师，上海君康律师事物所的薛安军一一列举了病历与事实不符之处。比如篡改用药清单，每日用药的处方及药单与最后出院时的用药清单不符。

　　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浙江导师律师事物所的费振宇律师和浙江天卫律师事所的赵丽华律师，则从医院管理以及诊疗规则入手，对此进行了批驳，称医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篡改病历。

　　对最为关键的焦点问题，即医院是否尽责，是否采取了适当的诊疗方案。薛安军律师指出，接诊医生在对患者病情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不知如何处理时，没有按规定及时通知上级主管医生，而是拖延懈怠，从2002年8月16日上午6时至下午14时的8个小时中，以“留观”的名义没有给患者做任何处理。“一开始，医院诊断是食覃中毒，后来证明这个诊断是对的。可医院却未采取正当的治疗方案。接诊之初，没有及时进行催吐、洗胃，灌肠等常规的中毒的紧急处理方案，以至未能在中毒早期尽量减少毒素摄入，导致病情加剧。”“从8月15日晚23时至次日8月16日晚24时的20多个小时里，只是简单地用普通葡萄糖注射液，没有使用毒覃中毒时常规的解毒药。”

　　“是家属的无知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我们对黄家父子的整个救治过程是充分重视的。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及时地救治病人是医院的法定义务，但患者及家属必须配合院方的工作。”费振宇、赵丽华辩称，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家属及患者没有尽到这个义务。

　　黄家父子入院后，因为病情复杂，需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及了解病情变化，其中包括关键的肝肾功能检查、电解制检查、心肌酶谱等，但肖铁肩坚决反对，直接影响了医院对病情全面了解，妨碍和延误了诊断及治疗。另一方面，因为黄家父子病情复杂、急诊处理后应按规程住院，进行全面、全程地检查、治疗。医生在急诊常规处理后，分别建议三患者住院治疗，却再次遭肖铁肩的拒绝，此行为直接延误了对患者的救治。